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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孔子对言前定提出“君子有三愆”(见《论语》)。就是说,人们在发言时常犯三种过失,这三种过失称为“三愆”。

    这“三愆”是:“言未及之而言,谓之躁,言及之而不言,谓之隐,未见颜色而言,谓之瞽。”

    所谓言未及之而言,谓之躁,意思是说,根据对时间、地点、条件的分析,本不当说的话,你就说了,是犯了“躁”的毛病。由于犯了这种毛病,在历史上引来杀身之祸的不在少数。杨修耍小聪明,凭借曹操在饭桌上抛鸡肋,回去与夏侯淳说撤兵,结果引来涣散军心的罪名而被曹操杀掉了,曹操杀了杨修,果然撤兵了,这就是“躁”引来的悲剧。

    另一个例子是:从前,郑武公想侵略胡国,故意事先把女儿嫁给胡国的国君做妻子,取得他的欢心。一天他向群臣说:“我想对外用兵,哪一个国可以攻打呢?”大夫关其思坦率地回答说:“胡国可以攻打。”结果武公大发脾气说:“胡国是兄弟国家,你说可以攻打,为什么呢?”为此,把关其思杀了。关其思为什么被杀?是因为说了不应当说的话,犯了“躁”的错误。胡国听说杀了关其思,以为郑国和自己很亲密,便不加防备,结果,郑国突然出兵,把胡国消灭了,关其思之死也成为一个悲剧。真理无不以时间、条件、地点为转移,所以,发言不是光凭借说什么,而且要考虑说与不说。在什么情况下说什么。对于有识之士,躁就要泄露“天机”,泄露“天机”必然引来杀身之祸。

    所谓言及之而不言,谓之隐,是说话到应当说的时候而不说,叫做隐。由于话当说而不说,就会错过时机,铸成大错。朱德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已看出问题,他三次想找润之(毛泽东)谈谈,最后一次都见到他了,话到嘴边还是没有说出自己的意见,结果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破坏行动越演越烈。毛泽东的错误决策再也无人敢阻拦。在历史上,陈平见到刘邦对韩信送来申请做假齐王的奏章拍案而起,马上对刘邦说:“今天我们的形势不利,没有能力禁止韩信自立为王,不如就立他为王,与他亲善,稳定他的心,使他守卫好赵、燕、齐三国,不然很可能产生更严重的变化。”刘邦听了,马上转怒为“喜”,并封韩信为齐王,结果避免了刘、韩的分裂,为刘邦统一天下解决了一次大的危机。

    所谓“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”是说:“没有察颜观色了解接受信息一方的心态就说起来了,这叫没有眼力,没有见地。没有眼力,没有见地就是瞽,就是“看不见”。韩非子在说难中指出:“说说的难处,不在于知识不足,不在于对意思表达不清,而在于不了解对方的心理状态,更怕无意中说出对方所要保守的秘密。“触讋说赵太后”是历史上有名的说说成功的例子,为什么他能说说成功呢?是因为触讋了解了赵太后的心态。关其思说说郑武公为什么不成功呢?是因为他无意中泄露了郑武公内心的秘密(天机)。这种喜剧、悲剧均导源于观察对方心态的眼力。眼明则了解对方的心态说说成功,眼不明则瞽,必然说说失败。历史上有名的变法家商鞅,来到秦国,由于景监的荐举见到了秦孝公,但第一次说说“论帝业”,语未及终,孝公就睡着了,结果说说失败,没有得到秦孝公的重用;在景监的再次荐举下,又见到秦孝公,第二次说说“论王道”,结果秦孝公说:古今事异,所言未适于用。又没得到重用,为什么呢?因为他不了解秦孝公的心态。经过两次说说,他了解了秦孝公的心态,眼力由瞽变明;第三次见到秦孝公说说“伯业”,正中秦孝公的心怀,得到重用,官封左庶长治理国政,为秦国的改革、创业、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。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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