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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佛陀所说的教法,在佛世时是没有具体的形式与行文规定,而是随机施教。我们如果深入研究大小乘及显密等各宗的佛学,就可以知道释迦如来所说的一代时教,本来就是上继无始以来的初世,下及永无尽止的将来,亘古不变的真理。根据历来研究所得的结论,也认为比较合理的是,佛法不只是佛所说的。从佛的三业(身、口、意)大用而表达出来的佛法,是早在结集之前就存在的。
  原始的佛教圣典,是以佛陀的三业德用为本源;以僧伽为中心,统摄七众弟子,推动觉化的救世大业。根据弟子们的领会、实行,用定形的文句表达出来,经过当时大会的审定,确实为佛法、圣典。因此,后世之所以有一定形式和分类的经律论三藏教出现并流传,是通过佛弟子不断的结集而来的。这种通过共同审定结集出来的圣典,就代表了当时佛教界公认的佛法。


一、律藏在印度的结集与弘传

 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,从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传道以来,流传在世间的一切佛法,学者认为可以分为“佛法”、“大乘佛法”、“秘密大乘佛法”三类。其中“佛法”:是在圣典中,还没有大、小乘的对立;在佛教史上,是佛灭后最初五百年的佛教。对于这个阶段的佛法,其分类和含义近代的学者之间,虽然还没有明确一致的定论,但大多数学者认为,可以把它划分为三个阶段:
  一、“根本佛教”:指释迦牟尼佛在世时代,四十五(有说四十九)年亲自传授的教化活动,是根本佛教,也是一切佛法的根源。
  二、“原始佛教”:指佛灭后,大约一百年内,到还没有部派对立时期所结集的经典,是一味的“原始佛教”。
  三、“部派佛教”:指部派对立后,也就是大众部和上座部分立以后,大小乘佛教对立之前(约佛灭后五百年内),各部派自行发展出来的佛教,是为“部派佛教”。
  印顺法师认为,对于佛法的研究,“原始佛教”是最主要的环节。而在“原始佛教”这一环节内所集成的圣典,有两部分:一、“经”(以四部阿含为主);二、“律”(毗奈耶的重要部分,以八十诵律为主),这是佛教界历来各派所公认的。在这时期所集成的“经”和“律”,就代表了“原始佛教”。在“根本佛教”时代,律部只有“波罗提木叉”一部分;而经部的四阿含,也大多没有定型的文字。所以,如果不从“原始佛教”去研究探求,那么对于“根本佛教”也就根本无法了解。同样的要想了解后来的“部派佛教”,也必须以“原始佛教”为研究线索。因为在“原始佛教”时期,由于传承的区域以及其他的人、事、义理等各种原因,已经为后来的部派分化埋下了不可避免的因素,所以,可以说“部派佛教”,只是继承“原始佛教”原有倾向的继续发展而已。
  特别是在佛灭后,大约百年内,佛教界公认的两次结集,究其原因,都是由于戒律问题而引发的,整个经过的线索,在现存的各部律中大多都能找到。换句话讲,如果说“原始佛教”的研究是个关键,那么戒律就成为关键中的关键。了解这个阶段的戒律问题之重要性,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  1、第一次结集
  戒律的制定,并不是佛陀对佛弟子们的一种束缚,而确实是佛子的解脱之道,除此之外其重要性,在前一文中也已大略说过,但是有些众生因为无始劫来,业习重重,就不欣乐戒律的严格要求。《长阿含游行经》中记载:当佛灭度后,佛弟子中就有一个愚痴的比丘,名叫跋难陀,感到特别高兴,居然庆幸的说:“彼长老(佛)常言:‘应行是,应不行是;应学是,应不学是’,我等于今,始脱此苦。任意所为,无复拘碍”!这些话传到大迦叶尊者的耳中,感到非常的悲痛。这些观念,不但和佛陀的遗教大相径庭;而且他想:如果真的这样,佛教的精神及其救世的工作,岂不也因为佛陀的入灭而随着结束了吗!于是迦叶尊者决定,趁佛灭后第一个“夏安居”之便,集当时已证阿罗汉以上的上首弟子五百人众,召开大会,结集经律遗教。这就是历史上记载的“第一次结集”,又称“五百结集”。
  这次结集大会,是在王舍城外的七叶窟召开。由当时“多闻第一”的阿难尊者诵出经藏;由“持戒第一”的优波离尊者诵出律藏。而结集大会的程序也非常的严谨,必须要经过“如法会议”(羯磨),首先由上座比丘在大众中上坐,犹如现在的大会主席,然后以问答式,由主席请优波离当众诵出律文,再经与会大众共同审定认可,这条律文是否确实是佛陀所制的之后,才能最终定案,这就是“结集”。现存的《摩诃僧祇律》中对整个结集的过程,有非常生动的记载:
  “阿难言:诸长老!若使我集者:如法者,随喜;不如法者,应遮。若不相应,应遮。勿见尊重所不遮。是义、非义,愿见告示。”
  “众皆言:长老阿难!汝但集法藏。如法者,随喜。非法者,临时当知”。
  《佛教戒律学》一书中解释说:所谓“随喜”,就是无异议默认表示。所谓“遮”就是反对、否决。不但如此,有是可能还采取更严格的认可方式。比如在《十诵律》卷六十中记载,阿难诵出后,还特意分别问五百比丘,五百比丘必须一一进行表态:“我亦如是知,如阿难所说”。这就类似于现代会议上,决定最重要的事项时必须采用“点名表决”的方式。
  据说,这次结集的时间长达七个月(或有说为三个月),结出的律藏共有八十诵之多。但这部《八十诵律》的原本早已经失传,但他的可信性却是各个部派所一致肯定的。我们从今天所存的汉译律藏、南传藏和藏传律藏的内容比较来看,所有规范的宗旨和大要都是一样的,因此可以说,律藏是保持原貌最完整的佛法之说法,是有非常确切的理由的。
  在这次结集的过程中,有一件事对后世的影响极其大,即使到现在仍然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,特别值得一提,那就是在当时的结集大会上,阿难曾经传达了佛陀的遗言说:“佛将入灭时曾告我,大众若欲弃小小戒,可随意弃”。所谓的“小小戒”,是指枝节性,不妨碍宏旨的戒条内容;而“可舍”的意思,应当是指“不必列为后世硬性遵守的条文”。在这重要的是,什么是“小小戒”呢?阿难当时并没有向佛陀问清楚,为此在结集会议上发生了诤论。最后阿难为大体着想,也为了僧团的和谐,承认了自己当是没有问明白的过失,而终止了此次的诤论;以及富楼那和大迦叶争内宿内煮等八事的记载,这些有关戒律的争议,最后都是由迦叶以老大的身份裁定:“佛所未制,今不别制;佛所已制,不可少改”归于一致而告终。
  正如《韩非子》所说的:“法与时转则治,治与世宜则有功”,不论任何法规,必须要因时制宜,因地制宜,才能保持其可大可久的效应,才是“毗尼久住、佛法久住”的真谛。据《五分律》的记载,实际上佛陀也曾经明言:“佛言--虽是我所制,而于余方不以为清净者,皆不应用;虽非我所制,而于余方必应行者,皆不得不行”。佛法本来是佛陀度生的“权巧”与“方便”法门,又怎么会反被一些琐碎,并无关宏旨的“小小戒”所束缚呢?大迦叶这种保守的态度,深刻地影响了佛教后来的发展,为以后部派的分裂种下了必然的根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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